1 孤寂冷落几许日月

窃以为，在鲁山出土的见于记载的50余方墓志中，以《难元庆墓志》最具史料价值。

该志现藏鲁山县文化馆，志文首题“大唐故宣威将军左卫汾州清胜府折冲都尉上柱国难君元庆墓志铭并序”，为唐开元二十二年（734）十一月三日书。志石长宽各56厘米，厚9厘米，志文共29行，每行30字。正书。志上未记载撰、书者何人，但读之文采溢美，堪比韩（愈）柳（宗元）。透过铭文中“君子所居，贤人之里；鲁阳挥戈，唐尧立祀”句，知其当是熟稔鲁山历史文化者所撰。志字秀润舒婉，非俗家所书。志有盖，现藏鲁山县汇源街道小河张村一农家。盖周饰龙凤缠绕图案，精工细雕，线条生动传神。志盖上篆字，为“大唐故宣威将军左卫汾州清胜府折冲都尉上柱国难君元庆墓志铭”。

令我引以为傲的是，该墓志恰出土于我的老家，今露峰街道上洼村张飞沟组。

村上多位老人向我介绍，该墓志是1960年修挖昭平台水库北干渠时，我本家六爷袁聚成在村东300米处挖出，后被他运至家中，一直放在院中一棵槐树下，作石桌用。树荫密匝匝遮地，六爷一家并村人常聚在石桌上吃饭；有时，我六奶还在石桌上捶布。志出土处，原为一大土丘，土丘前方30米处，大浪河由东北方蜿蜒而来，又迤逦向东南方而去。此处背风向阳，山水环绕，笨眼人也能看出乃风水宝地。河上有桥，称八里桥，意即此处离县城八里也。

我家紧挨六爷家，我无事即过去玩耍，每每于墓志前端详。到高中，对铭文仍难断其句，莫知其意，却曾仿之作散文诗抒怀。对此石，村人最初甚以为奇，雅称“字方”或“石字方”，有识其三五字者，亦未解其意，久而久之，也没人再认为是宝物了。1984年夏，鲁山县文化馆文物工作者王忠民深入农村调查走访，发现此墓志。我因对其深感兴趣，遂邀王忠民到家吃饭，询问情况。饭后，王忠民嘱托我六爷的儿子砖头叔用架子车把墓志拉到县文化馆，付给5元运费，年底文化馆又奖励我砖头叔一把雨伞。就这样，墓志就算是捐献给了国家。那时人的觉悟都高，我本家叔这么多年来从未说过捐献吃亏的话。在王忠民调访之前，志盖被我本家叔的一个亲戚拉走作日常之用。

为保存该志石，县文物所将其与其他十几块志石一同镶嵌在墙壁上。2009年，县文物所喜迁新址，该志石连同其他文物一同被移入新的文物仓库保管。

然该墓志出土几十年，再加上嵌在墙壁上日晒雨淋，30余字已漫漶不清，不可辨识；又缺乏对志石深入研究者，致使其孤寂冷落几许日月。

2 引起韩国史学界重视

经王忠民悉心整理上报，该墓志拓片照片首被收录于1991年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河南卷》，1994年又被录入文物出版社出版的《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南壹》卷中，其后又见于1999年《全唐文补遗》第6辑以及《唐代墓志汇编续集》等。

最早关注并研究该墓志的是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唐史研究所教授，曾担任过中国唐史学会副会长、秘书长的马驰先生。马教授是唐史研究尤其是唐代蕃将研究的权威，其编著的《唐代蕃将》一书对唐代蕃将的含义、分类、历史作用、汉化过程作了全面论述和介绍。

马教授原籍鲁山县耿集镇，16岁时随父迁住西安，直至2019年5月终老。我在县政协文史委任职时，因征集鲁山籍在外人员的资料，与马教授建立了联系。马教授对家乡感情深厚，曾多方搜求该墓志拓片。当他得知该志石出土之地即在我老家时，甚感意外，嘱我抄录寄赠。他结合铭文撰写出《〈难元庆墓志〉简介及难氏家族姓氏、居地考》与《〈难元庆墓志〉简释》两篇论文，对志主的民族、姓氏由来，父祖仕唐，志主本人在唐的生平事迹、居地、卒地、与夫人合葬地等诸多情况作了较为详尽的考据论述。

马教授的论文首先在韩国《亚洲大学学报》上发表，随之引起韩国文化界、史学界高度重视。2000年7月9日，马教授陪同韩国亚洲大学教授卞麟锡及韩国研究中国历史文化的专家李凤远先生一行4人莅鲁，先后到墓志出土地、县文物所、志盖存藏地小河张村及昭平台水库考察。

2005年11月，经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主管对外宣传部门的批准，卞麟锡教授随同韩国僧侣曹溪宗、雪华山月净寺住持性照以及韩国KBS电视台工作人员，专程赴鲁山实地拍摄《难元庆及隋、唐文化》电视专题片，作为韩国对外文化的交流节目，在韩国国家电视台播放。

2017年8月，又有两名韩国学者到鲁山考据。

这3次考察，我都有幸陪同。

这期间，韩国学者卞麟锡、李文基、金荣官、崔景善分别撰写了《唐长安的新罗史》《百济遗民难元庆墓志铭介绍》《百济遗民入唐经纬及其活动》《难元庆墓志铭》等论文，在《韩国学术情报》《庆北史学》《韩国史研究》《木简与文字》上发表。另，在陕西师范大学拜根兴教授所撰的《入乡随俗：墓志所载入唐百济遗民的生活轨迹》，洛阳大学教授董延寿、洛阳古代艺术馆研究员赵振华合撰的《洛阳、鲁山、西安出土的唐百济人墓志探索》等十余篇论文中，对该墓志均有涉及。

3 一代宿将，家族显赫，屡立战功

马教授以《新中国出土墓志》的图版和个人点校的《志文》同我寄予的抄件对照，又订正和填补了个别不易辨识的阙字，整理出志文。

根据马教授考证，难元庆卒于61岁，时开元十一年（723），由此，推断其出生在公元663年。查汉文史籍，唐朝和百济无难姓者。据《后汉书·乌桓传》载：东汉末灵帝时，“乌桓大人上谷有难楼者九千余落，辽西有丘力居者众五千余落，皆自称王”，可知徙居辽西的某些上谷乌桓部人以难氏为姓。这个家族在汉武帝时归汉，后归于百济。百济，是原本居于古代中国东北的扶余人南下建立的国家，统治范围在朝鲜半岛西南部，北与高丽接壤，东与新罗为邻。公元660年，唐联合新罗将百济攻灭，所以，志文介绍“其先即黄帝之宗也”。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志主对于难姓的由来有自己的说法：“妙因治民之难，因为姓矣。”此种牵强附会之说实质上是为了掩饰其祖上出自东胡民族的真相。由于受“中华为根本，四夷如枝叶”传统大汉族观念的熏染，久居中土且汉化极深的难元庆家族不愿承认自己的远祖来自乌桓。

难元庆的高祖难珇（zǔ）为辽阳鼎贵。难珇任百济达率官。达率为一方的最高领兵长官，近似唐代都督、大都督或节度使。自难珇至难元庆应为五世，以一世30年计，自珇至元庆卒约150年，也就是说，难珇应为北周、杨隋时代人，至少经历了百济历史上威德王扶余昌、惠王扶余季明、法王扶余宣三朝。难珇为百济之臣，在唐初应已谢世，同唐没有瓜葛，而其孙难汗、曾孙难武则因唐灭百济，转而仕唐，任蕃州（唐于百济故地羁縻府州）高官，与唐结下了荣辱与共的关系。难汗、难武父子是在蕃州体制下被擢熊津州都督府（治今韩国忠清南道公州）长史和支浔州（在今韩国道罗州一带）刺史的。难武后迁忠武将军，行右卫翊（yì）府中郎将。该职为唐高祖武德五年（622）置，相当于京师禁军头领，说明其父难武此时已迁入唐土，抑或已由在蕃蕃将转为在朝蕃将。

难元庆出生地应在百济，童年时随父母或祖父历经颠沛流离之苦，少年时代极有可能与祖父难汗生活在一起，故起家能于居地（建安故城）就近授行擅州（治今北京密云区）白檀府（在密云区东北）右果毅。右果毅为府兵制下外府副将，其主要任务一是协助长官折冲都尉于冬闲操练府兵，二是率府兵宿卫京城，三是被征发打仗。也许因其父难武为京城中郎将府（内府）的长官，难元庆更多时间是在中书省（为天子草拟诏敕的中央最高机关之一）内当值，即所谓“虽司雄卫，恒理文轩”。这种情况在其迁转夏州（治今陕西靖边县东北白城子）宁朔府（在今靖边县东）左果毅都尉后仍在继续。

但难元庆的职守并不单纯是“直中书省内供奉”，50岁以后，他多次参加征战活动，并屡建奇功。

难元庆生活在一个多事之秋的年代。在难元庆十六七岁时，东突厥24州同时造反，经过多年战乱，建立起强大的后突厥汗国，成为武周政权来自北方的最大威胁。因后突厥阿史那默啜可汗等几乎年年季季侵犯边境，所以《难元庆墓志》中称“连尘屡起，烽火时惊”，一些在唐做官的“三韩”名将，都曾统军守边，与后突厥鏖战。难元庆也多次参与对反叛的后突厥降户的征讨，并表现出色。他“宿善帷筹，早参师律”，擅长于攻心战，敌人在他的“绥抚下倒载干戈”，并“以奇取胜将叛逃的九姓歼夷”。因战功卓著，天子对难元庆赏赐丰厚，并授朔方军总管。

难元庆的最后一次征战是开元九年（721）参与平六胡州之叛。六胡州之夏州境正是朔方军总管难元庆的驻防地，于是他积极配合朝廷派遣的数路大军，仍采用征讨与招安的办法，取得“降如雨集”的辉煌战果。天子褒功，“授宣威将军，迁汾州清胜府折冲都尉”。宣威将军为从四品上武散官，上府折冲都尉为正四品上职事官。

难元庆的铭文给予了难元庆很高评价，且文学价值极高。铭曰：

呜呼！楚剑双飞，俱没沉碑之水；殷□俄合，同坟挥日之郊。乃为铭曰：玄黄肇泮，家邦遂兴；四方岳立，万物陶蒸。其一。达率腾华，辽阳鼎贵；德迈将军，汾州冲尉。其二。气盖千古，誉重三韩；子孙孝养，恭维色难。其三。国籍英灵，作固邦宁；自君执节，扫孽边亭。其四。振旅犹饥，摧凶如渴；以寡当众，志不可夺。其五。还宴龙筵，陪嬉鸳沼；赏赐虽多，酬思不少。其六。日月徒悬，金玉俱捐；痛缨紫绶，永置黄泉。其七。夫贵妻尊，鸾潜凤奔：楹间撤奠，松下埋魂。其八。君子所居，贤人之里；鲁阳挥戈，唐尧立祀。其九。烟云共暗，山川俱夕；辄幕清风，敢铭玄石。其十。

4 尘封历史中蕴含无限的文化价值

难元庆勋级为“上柱国”。上柱国源于旧制，原为保卫都城安全的军将，后为中央最高武官或勋官。唐代勋级分12等，最高等级即上柱国，其次是柱国，从士兵到将领可以获得各种勋级。荣获上柱国勋级的人，不论官职多大，都可享受正二品待遇，换成现代名词，大概就是“特级战斗英雄”！这是对作战有功人员的特别表彰。

难氏父祖对唐王朝贡献很大。有唐300年，其盛衰、安危、荣辱都与蕃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蕃将之所以有如此大的能量，首先是因为他们有赖以活动的强大而又雄厚的社会基础，故而，唐朝诸帝对他们不得不另眼相待：“置州府以安之，以名爵玉帛以恩之，以威惠羁縻之。”难氏父祖和其他入朝蕃将一样，以国家主人翁的姿态，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参与唐朝的缔造、发展和捍卫。他们也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

从《难元庆墓志》中，我们可追踪到百济遗民的活动轨迹。史书关于百济遗民入唐的记载是零星间断的，我们很难了解这些人入唐前后的具体活动。2013年出版的第159辑《韩国史研究》，记载了迄今出土的百济人墓志共9方，有扶余隆祖孙墓志、黑齿常父子墓志、祢进墓志、孙子法墓志等，其中之一即《难元庆墓志》。这些墓志数量虽然不多，但价值很高，我们通过其可追踪到百济遗民的活动轨迹。从百济人难氏的入唐以及难元庆父祖担任熊津都督府高官，我们可以感受并佐证唐朝国力的强大。

百济灭亡之后，遗民至少有4次入唐。前3次时间分别为660年9月、664年3月、668年9月，这3次都是以战争俘虏的性质被强制迁往唐朝的；第4次大约是671至675年间，唐在百济故土设置的熊津都督府解散以后，名义上的熊津都督扶余隆无力立足，百济遗民进入唐朝。这一次当为自发性移民。4次移民，每次人数普通百姓万余人，王公贵族不足百人。这些王族与大小臣僚多被安置在洛阳、长安，而难元庆最终落脚在了离洛阳不远的鲁山。

马教授认为，难元庆的祖父迁居建安故城，难元庆中土的籍贯地当然应与祖父相同， 若追得更远的话，辽阳则当为其郡望。其父在京城做官，当然唐都长安也为其家族所在。由于唐高宗晚年和武则天当政时期以东都洛阳为政治中心，故不排除其父祖又迁居洛阳或洛阳附近。而难氏家族的最终居地应为今之鲁山县。

两《唐书》无朔方军建置记载，难氏墓志可补正史之阙。难元庆因战功卓著，天子赏赐丰厚，并授为朔方军总管。朔方军当于唐初在河东道所置朔方经略军，与以后由朔方行军大总管改置的朔方藩镇有别，疑朔方军置于夏州朔方县（今靖边东北），为边将屯防者所设。唐代官职设置复杂，新旧唐书均无朔方军建置记载，难元庆墓志可补正史之不足。难元庆转为边将，是朝廷对他倚重的最好说明。

难姓作为姓氏，应源出难元庆一族，经历了汉化、百济化、再汉化的过程。

资料显示，今武陟县有难氏小村。然而由于民政部门和当地户政管理人员对历史文化知识掌握不多，认为这个难氏是笔误，不具有姓氏和人口统计意义，因而，在多次人口普查过程中，皆将其归类于字讹、笔误等“别姓”中。后来，韩国文化署听说此消息，专程组织了一个“寻根访问团”来到中国进行考察核实。

在许多源出鲜卑民族的韩国人看来，难氏就是自己的血缘姓氏根源，难元庆乃其先祖一脉。

2014年5月，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新编《鲁山县志》，把难姓列入源于鲁山的姓氏。

铭文其九曰：“君子所居，贤人之里；鲁阳挥戈，唐尧立祀。”鲁山地灵人杰，自古人才辈出。难元庆所居住的地方，自古就是贤人的故里，这个“之里”包含的人多了去了，应该是有墨子的；而战国时鲁阳挥戈日反三舍的成语人尽皆知；唐尧立祠指的是刘姓的始祖刘累立尧祠于尧山的故事。尧帝的裔孙御龙氏刘累避居于鲁，鲁山因此获“豢龙故里”之雅称。可以说志文撰写者对鲁山这块风水宝地知之甚详，赞赏有加。

在我国，很多城市因历史上与韩国有渊源，而修建了许多标志着中韩友谊的景点。例如陕西省西安市终南山上，有为纪念新罗人金可记而修建的“金仙观”；山东省荣成市建有纪念新罗人张保皋807年入唐的“张保皋纪念馆”；江苏省扬州市建有“崔致远纪念馆”等。新罗人崔致远是韩国历史上第一位留下个人文集的大学者，12岁离家来到长安求学，在唐长安科举中第后，入南京溧水，后在安徽淮南为官8年，曾参与讨伐黄巢，28岁回新罗担任要职。扬州还建有中韩建交纪念碑、崔致远像等。

难元庆是一位家乡远在朝鲜半岛百济国的唐朝蕃将，最后终老鲁山。《难元庆墓志》见证了唐朝时期朝鲜半岛百济国与鲁山县的密切关系，遗憾的是韩国鲜有人知道难元庆以及中国的鲁山县。如果开发建设“难元庆纪念园”，想必会吸引韩国学者来中国进行文化交流、韩国游客来鲁山观光旅游，甚至韩国企业来鲁山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