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李岗文化是目前已知的较早的新石器文化，因最早在新郑裴李岗村发掘认定而命名，图片为挖掘现场。

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位于郏县安良镇水泉寨村，遗址东和南是丘陵，西为大刘山，北是禹王山和康王山。兰河支流从遗址北部向东蜿蜒流过，与主流汇合后向南注入汝河。遗址分布在村东兰河南岸的高台地上，1957年被郏县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晋升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郏县历史文化源远流长，境内有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4处，全国历史文化名镇（村）3处，国家级传统村落16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1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15处，县级以及新发现的文物保护点602处。在这些已发现的文物保护单位中，水泉裴李岗文化遗址以面积大、遗迹丰、年代久而颇具历史研究价值，并在我国裴李岗文化研究中有着一定的地位。

裴李岗文化及其特征

1.裴李岗文化

裴李岗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的起步文化，也可称为前仰韶文化，距今7300-8000年。因最早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村发掘认定而命名。

辞海解释：裴李岗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部，豫北、豫南也有发现。生产工具以磨制石器为主，制作精致，以带锯齿刃石镰、长条形扁平的双弧刃石铲和鞋底形四足石磨盘最为典型，也有打制的刮削器等。陶器以细泥红陶和夹砂粗红陶为主，均为手制，烧成温度较低；多素面，有少量磨光或饰以篦点纹；典型的器形是三足钵和半月形双耳壶。

在远古时期，当绝大部分地方还处在茹毛饮血的蛮荒时代时，裴李岗人已进入了原始氏族社会，他们以原始农业、手工业、家畜饲养业为主，还兼顾渔猎生产；住在半地穴式的单间、双开间、三开间的茅草屋里，用石斧、石铲进行耕作，种植粟类植物，用带锯齿形的石镰进行收割，用手碾石磨（石磨盘、石磨棒）加工粟粮；男人们耕田、打猎、捕鱼；女人们加工粮食、饲养家畜、采摘果子，用三足鼎之类的陶器在灶上做饭，用陶纺轮纺线，用骨针缝制麻、兽皮一类的衣服；还有简单的文化生活，逢喜庆事或休息时，他们吹着骨笛（骨笛：舞阳贾湖裴李岗文化遗址出土），拿起石片、陶片、棍棒敲击演奏；在龟甲、骨器和石器上契刻符号式的原始文字用来记事；把烧制的精美陶器作为生活或观赏之用；有固定的氏族墓地、手工作坊和生活区域，已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活体系。

总的来讲，裴李岗文化是黄河中上游地区最古老、最具历史研究价值的原始氏族文化，它的发现为探索黄河流域农业文化的出现、仰韶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线索，对研究我国古人类的发展和生活方式，有着独特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2.主要特征

裴李岗文化作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年代上溯至公元前6000年前，略早或相当于磁山文化。据《河南省文物志》描述，裴李岗文化的石器以磨制为主，形制规整，制作精致。器类以农业生产工具最多，有磨盘、磨棒、石铲、石镰和石斧等。磨盘多数形如鞋底，下有四足（也有平底的）；磨棒均呈长条圆柱状；石铲较大，两端有刃；石镰弓背弧刃，刃作锯齿状，后端有缺口，以捆缚镰把；石斧较小，顶平，刃弧，断面作椭圆形。

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砂质红陶次之，灰陶少见；陶质松软，火候低，均为手制，造型规整；器壁较薄，打磨光滑，少数夹砂陶器素面饰篦点纹、篦划纹和绳纹等。

墓葬已有氏族公共墓地，墓圹为长方竖穴土坑，排列整齐。葬式多为单人直肢，随葬品一般有4至8件，多者达20多件。男性多随葬石磨盘、石磨棒、石铲和石斧等生产工具。女性则多随葬陶器等生活用具。

3.考古发掘

裴李岗文化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引起了考古界的极大关注，各大考古机构纷纷组织对已发现的遗址进行研究发掘。

1977年，《河南新郑裴李岗新石器时代遗址》一文发表后，引起了中国考古界的广泛重视；1978年春，河南省博物馆对密县莪沟裴李岗文化遗址作了大规模发掘；同年开封地区文管会等对裴李岗遗址作第二次发掘；197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裴李岗遗址进行第三次发掘；1980-1981年，河南省博物馆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分别对河南境内的裴李岗文化遗存进行了普查，发现了数十处聚落遗址。此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先后对郏县水泉、许昌丁集、临汝中山寨、新郑沙窝李和信阳南山嘴遗址进行了试掘。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对长葛石固和舞阳贾湖遗址进行了大规模发掘，均取得了丰硕成果。

郏县水泉遗址的发现与发掘

水泉遗址最早发现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解读郏县》一文中曾写道：五十年代初，毛泽东同志请谭其骧（谭其骧，字季龙，浙江嘉善人，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绘制一套中国历史地图，以备读书时查询，在其《原始社会遗址图》《图说》中就有郏县水泉这个文化遗址。

《图说》：“磁山（磁山文化）、裴李岗文化遗址遍布于武安以南，河南中部，西至登封、郏县，东至尉氏、项城，东南至黄川。”

这套《中国历史地图集》共八册，1982-1988年由中国地图出版社公开发行，1990年8月又出版了简明本，由此可见，郏县水泉遗址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

1953年，郏县水泉寨村群众在农业生产中发现文物59件。其中，石器51件，陶器8件。器形有石磨盘、石磨棒等。只因处于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对文物认知甚少，没能引起足够的重视。1956年，开展了第一次全国文物大普查，县文物工作者曾对该遗址进行了详细的调查认定，并征集到一批相当数量的石器、骨器、陶器等物。1957年，郏县人民委员会公布该遗址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1976年，在该遗址出土的一件锯齿形石镰，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并陈列展出。1983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文物普查工作队在该村又征集到石磨盘、石磨棒、石镰、石铲、陶壶、三足鼎、三足钵等器物。之后，文物部门又对该遗址进行了系统勘探，确定了遗址面积，划定了保护范围。

该遗址由于面积大，文物埋藏丰富，考古价值高，引起了国内考古界的高度重视。1986-1989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工作队在队长郑乃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河南工作队一队队长，先后主持参与了新郑裴李岗、密县莪沟等遗址的发掘工作）的带领下，对该遗址进行了4次局部发掘，开掘10×3米的探沟一条，5×5、5×10、10×10米的探方33个，总揭露面积1980平方米，共发现窑穴83座、陶窑2座、墓葬120座，出土文物近千件，其中36件被社会科学院考古队作为标本，余者经修复后，交县文物保护管理所收藏。后经证明，其与裴李岗文化同属一个时期。

郏县水泉裴李岗文化的基本特点和重要发现

1.基本特点

水泉遗址距今8000年左右，其布局为：中间为村落，北为墓地，南为窑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排比，其文化遗存可以分为三期。

第一期遗存：仅发现一些窑穴和少量遗物，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是平底鼓腹双耳壶（器耳呈下垂状）；此外，一期的陶器（如平底钵、三足钵）制作简单，比较粗糙。

第二期遗存：发现有窑穴和墓葬，墓葬为东西向，绝大部分形制一致，排列整齐，与新郑裴李岗墓地相比，更为有序，随葬品中生产工具以石镰、石铲和石磨盘最有代表性。陶器的种类较多，其中深腹双耳罐在全国尚属首次发现。从整个器物群（如石镰、石铲、石磨盘、三足钵、圈足钵、双耳壶、侈口罐等）来看，与新郑裴李岗和窑县莪沟北岗遗址基本相同。

第三期遗存：发现有窑穴和陶窑，个别是袋形窑穴，并出现大小坑相套的窑穴；陶窑为横穴窑，其形制与新郑裴李岗相似（《考古杂志》，1979年3期）。出土的生产工具不多，石镰、石铲仍是代表性器物。陶器形状有较大变化，如钵多为敛口，出现折肩或折腹的双耳壶，还出现深腹盒、三足罐、角把罐以及管状流壶等新器形。此外，在窑穴中发现口部施红彩的敛口钵残片（《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

以上三期器物的变化，以器耳最为明显，一期器形较简单，耳稍下垂；二期器形较复杂，器耳多为规则的半月形；三期以折肩折腹的双耳壶为代表。至于出土的石敲砸器，两侧有缺口的石刀、石铲、假圈足陶碗、敛口钵、深腹盆以及彩陶等，与后来仰韶文化的同类器物很接近，表明两者具有密切的渊源，同时也体现出水泉遗址年代久远。

2.重要发现

水泉遗址的陶器制作比较原始，方法主要以泥条盘筑手工制作，内壁一般留有指痕，陶色以素面红陶为主，也有少量的灰陶和带有纹饰的夹砂陶，纹饰有细绳纹、篦点纹、指甲纹等。石器的种类和器形大多与其他地区的裴李岗文化相似，但其中个别遗物尚属首次发现。

一是前面提到的深腹盒、三足罐、角把罐及管状流壶，这在其他同类文化中是没有的。

二是在H32（H在考古界代表灰坑或窑穴）中出土的两件陶祖（阳具）：一件长约10.3厘米，红褐色，陶质较粗；一件长约7.2厘米，泥质褐陶，形象逼真，绝无仅有。这一发现侧面证明了中国从母系氏族向父系氏族转变的基本过程。

三是氏族墓地形成规模，排列有序，近百座墓葬从南至北，横向排列12排，形制规整。特别是其中的一座双人合葬墓，有着很高的考古研究价值。此墓为长方形，坑长2.2米、宽0.9米、深0.5米，两人均为仰身直肢上下叠压埋葬，头向西，面向一南一北。这种葬法在其他裴李岗文化墓葬中和已发现的古代墓葬中是前所未有的，随葬器物19件，其中陶器8件——头左侧放罐1件，壶、钵各1件，左胸上置壶1件，胫骨上压壶、钵各2件；骨器11件，计有锥5件，针、镞和匕各2件，除1件镞在左髌骨外，其余均置于右胫骨附近。（《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为了保存原状，人骨间的填土未全部清理，估计其中很可能还有器物遗存。该墓历经近8000年，且骨架保存完好，实属罕见，墓主究竟是男是女？为何这样埋葬？是同时死亡还是殉葬？为了能使后人破解这一谜团，该骨架被文物部门收藏，现展示于郏县博物馆。

除此之外，在郏县收藏的近3000件馆藏文物中，绝大多数都出自该遗址。2006年，北京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建成，要在全国调拨一批珍贵文物，水泉遗址出土的一套二级文物手碾石磨经河南省文物局批准，调往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长期陈列，这对提高水泉遗址的知名度、增强人们对郏县古老文化的了解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而言之，郏县水泉遗址作为史前文化遗存，对研究和阐释远古时代的社会形态、生产生活方式等有着重大意义，也侧面说明郏县的文明起源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可以肯定地说，它的每件遗物都是一部历史教科书，都是一件极其重要的实物资料，都代表着中国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我们有责任好好保护并认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