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山寺一景

香山寺的《大悲菩萨传》碑

《马街火神庙留养杨树碑记》

宝丰马街火神庙祭祀现场

寺庙碑刻，由来已久。纵观我国各地，尤其是古寺名刹，几乎都有碑刻的历史与记载。千百年来，古寺和民居重修、易改了数次，唯有石刻经像、碑记保留至今。一个民间传说的考证、一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寻觅、一地人文素养的窥见，一块千年、百年前的石刻碑记往往会起到重要作用。

本文，作者通过对碑刻的寻觅与考察，从三个方面重新认识了宝丰文化：唐道宣以前，宝丰民间的妙善传说为“道宣口授”的根源，这两者为后来蒋之奇本的《大悲菩萨传》奠定了基础；清乾嘉时期，宝丰酒业繁荣，执业者对公益事业非常慷慨和关注；马街董恭诸君“各出己资如树价，给买主”，使得火神庙前的参天古杨得以存活，保护了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生态。

1.唐道宣以前，宝丰民间的妙善传说是怎样的？

香山寺现存《大悲菩萨传》碑所记汉化观音得道证果之本生故事，系北宋哲宗元符二年（1099）汝州知州蒋之奇根据《香山大悲菩萨传》勘俚润色而成，而《香山大悲菩萨传》由中国佛教律宗创始人唐朝道宣大师口授、弟子义常记录撰写。

《香山大悲菩萨传》中，把汉化观音的“前缘”妙善之出生地和得道地作了明确地理定位：大的地理方位参照是“嵩岳”，“嵩岳之南二百余里，有三山并列，其中为香山”；小的地理方位参照是“龙山”“小龙山”，“妙善既以神力摄至龙山之下，山神化为老人。妙善曰：‘此名何山？’‘龙山也。龙居此山，故以名之。’‘此去西岭若何？’‘亦龙所居，是故谓之小龙山。惟二山之中，有一小岭号曰香山”；妙善的出生地“父城”在“香山之东北”，得道证果地在“香山”。这些地理方位集中指向宝丰境域。

然而，当今海内外的权威汉化观音研究者，如著有《妙善传说——观音菩萨缘起考》的英国汉学家杜德桥、著有《观音——菩萨中国化的演变》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教授于君方、著有《万里寻碑记》的台湾清华大学教授赖瑞和、著有《观音信仰的渊源与传播》的西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李利安等，无不置疑“道宣口授”“义常记录”的真实存在，而认为蒋之奇的文字为“该故事的真正开端”，“这传说与宝丰发生关联，是从北宋开始的”。究竟宝丰地区在北宋蒋之奇以前，乃至唐道宣以前，有没有与本地关系密切的妙善传说呢？宝丰西北某村存世的《重修西方寺碑记》揭开了这个谜底。

据《重修西方寺碑记》落款记载，此碑刻立于“大周天册万岁元年岁次乙未九月十九日”。“大周”是武则天称帝所用的国号；“天册万岁”是武则天在帝位期间所使用的第六个年号，这个年号自“证圣”元年九月一日改称，用至十二月底，使用了四个月整；这一年的干支纪年为“乙未”，公元纪年为“695年”。

刻立此碑者为西方寺“住持玄通、师弟玄济、徒梵净”，其称：“今吾师徒，尝译梵文经论，与上悖见，受逐流迁，足尘八两，面垢半斤，四顾不容，飘摇于此。”此碑刻立时间晚于唐高宗乾封二年（667）春“道宣在长安终南山灵感寺戒坛感天神来谈观音大士肉身降迹香山因缘”28年，早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弟子义常将道宣大师生前口授内容追记成《香山大悲菩萨传》4年。也就是说，《重修西方寺碑记》刻立之时晚于“道宣口授”28年，早于“义常记录”4年。此时，道宣口授本“观音大士肉身降迹香山因缘” 尚不可能在民间广泛传播，因而民间相传的妙善传说具有原生态性。

“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是什么样子？与宝丰地区有没有关联？《重修西方寺碑记》载：“土传曰：玄冥老聃道于函谷，西方伯纳徒于汝阴。伯所纳者，今观音菩萨也。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也。幼被离苦，几致废道，见容于伯。善尝葬蟬，伯知其佛性，纳之传法。善果证道，号观音菩萨。”“土传曰”即民间相传。“西方伯”“西伯”，窃以为指佛教创始人，即佛祖释迦牟尼。“汝阴”指汝水南岸地方，即后来的宝丰地区。宝丰地区位于汝水之南，按古代地名生成规律，水北谓“阳”，水南谓“阴”。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版本的妙善传说不仅将妙善出生地、成道地放在了宝丰地区；而且“观音者，得道前乃庄王之女妙善也”，称“庄王”不称“妙庄严王”“妙庄王”“苗庄王”；同时，用“幼被离苦，几致废道”高度概括妙善坚持修行所遭遇的磨难。这些都明显表现出其为“道宣口授”的根源。而妙善作为佛祖释迦牟尼所纳徒，“伯所纳徒也”“见容于伯”，以及“善尝葬蟬，伯知其佛性，纳之传法”，则被《香山大悲菩萨传》所舍弃，而将儒家孝道观融入其中。

由此而知，一、“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已将“汝阴”即汝水以南地区（今宝丰地区）作为汉化观音的原生地；二、“道宣口授”之前的妙善传说，虽赋予了汉化观音以极高的宗教地位——妙善是佛祖释迦牟尼的直接传法弟子，且将“西方伯纳徒于汝阴”与道祖老子的“玄冥老聃道于函谷”相提并论，但残留着比附天竺的生搬硬造痕迹；三、从有明确地理位置和崇拜意义的佛祖弟子，过渡到以孝道之价值为力量源泉，且具普遍吸引力的完整故事情节，是天竺佛教观音持续汉化的结果。由此可以证明，蒋之奇的《大悲菩萨传》不是一蹴而就的，“道宣口授”妙善传说这个环节不是子虚乌有的。应该说，正是有了“道宣口授”对原生态妙善传说明显生搬硬造地消磨和加工，才使得蒋之奇本《大悲菩萨传》进一步打磨到高度完美的程度。

2.清乾嘉时期，宝丰酒业如何资助社会公益？

宝丰酒业自古就很繁盛，但今天可供我们检索的文献资料却少得可怜，也不过宋代“程颢监汝州酒税于宝丰”、金代元好问“春风着人不觉醉，快卷更需三百杯”、明代“曲商竞赴宝丰，远近传说宋官造遗法，程夫子监制更精”、清代“宝丰烧酒，与汾酒抗衡，销及江南”、民国“高粱蒸酒，宝丰产者为多，输于外者，年百余万斤，凡售者多以宝丰酒为名”这寥寥数语而已。个中原因，除传统社会重农轻商，地方志书对属于商业行当的酿酒少做重头记述外，还与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中原四战之地以记录社会万象为乐事的文人士大夫甚少不无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清嘉庆十五年（1810），宝丰知县赏锴（kǎi）撰写的《重修万寿寺记》碑语中所涉及的宝丰酒业热心公益之文字，就显得十分珍贵了。

赏锴，号许斋，浙江绍兴人，寄籍宛平。嘉庆六年（1801）辛酉科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以知县即用；嘉庆七年（1802）到宝丰上任，在宝履职八年，临去职撰写《重修万寿寺记》。其中，曰：“万寿寺为古灵相寺。考之县志，灵相寺在灵泉祠东，即今万寿寺页。创自金大安元年，一修于明成化三年，香山寺僧觉坚住持其寺，募化广修，规模宏大，其寺之四至具载碑中。再修于万历十三年，邱龙云撰《重修碑记》云‘嘉靖间，邑令袁公近沙始改名万寿寺，乃仍其旧。’至今世远年湮，废弃者久之。今年春，阖邑酒馆等公捐银若干两，公呈愿请重修。其时监工者邑绅杨岱，香山寺僧人通德佐之。鸠工庀材，撤旧图集。中建大殿五间，东伽蓝殿三间，西祖师殿三间，东偏禅房三间，西侧屋三间，屏门、楼院门、西角门各一间，月台广四丈有奇。不数月，而工告竣。辉煌丹陛，焕然一新。登其殿者，尊礼瞻仰，又可想见当日之历画形胜也。至常住之规模，更有待夫后之住持兰若者。是为记。时庚午冬月立石。”

万寿寺原名古灵相寺，位于宝丰老城内西南隅（南街中段西侧），民间称谓“大寺”。创建于金朝卫绍王大安元年（1209），一修于明宪宗成化三年（1467），再修于明神宗万历十三年（1585）。自明代起，万寿寺为香山寺十六下院之一，其住持均由香山寺僧受派而来担任。清嘉庆十五年重修，乃第三次重修。

从碑文记载可知，第三次整修可以说是重建——不仅五间大殿是新建，而且其他十五间偏殿、配房也是新建。此次建设，于嘉庆十五年春动工，到冬十月竣工立碑，历时半年有余。其工程浩大，从存留至今的五间大殿之结构可见一斑：五间大殿建于石砌台基之上，面阔15.8米，进深9.7米，内置木柱8根，柱下接0.8米高的六棱石柱，柱下有覆盆柱础，前檐下有方石柱4楹，接楹檩有装饰性斗拱10组。

此次整修，耗资不菲。这笔钱源于何处？《重修万寿寺记》中有所载明——“阖邑酒馆等公捐银两”，也就是古灵相寺第三次整修的费用是由宝丰全城所有酒馆共同捐助的。“酒馆”者，即酿酒作坊之谓也。伏牛山东麓地区均将酿酒作坊称作“酒馆”，乡俗称谓历代相沿至民国。将酿酒作坊称作“酒馆”，反映了历史上酿酒作坊自产自销的“前店后坊”布局。前店即“馆”，功能是卖酒；后坊则主要是酿酒。

此次万寿寺整修，不仅费用是由宝丰全城酒馆“公捐”，而且也是缘自宝丰全城酒馆的“公呈愿请”。整修万寿寺，到底全城酒馆公捐出多少银两？因碑后“功德录”不存，已不得而知。但即使放到今天，建起五间内外明柱的大殿和十五间偏殿、配房，也是要耗费一笔巨资的。若“功德录”完整保存，不仅是一宗绝佳的反映清代宝丰酒业状况的经济史资料，而且其中的“阖邑酒馆”等名号，对于商号文化和酒文化来说，也将是一笔珍贵资料。幸有西大营立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的《重修山陕会馆拜殿月台碑记》可作参照，这两项工程前后相距近二十年，物料和工费市价相差不会太大。

《重修山陕会馆拜殿月台碑记》曰：“迩来世远年湮，庙前拜殿久经鸟鼠剥落，门外月台累遭波臣摧残。爰集同人谋及修葺，悉踊跃争先，乐输资财，约聚白金贰佰有奇。拜殿整饬一新，月台恢宏其旧，峻宇雕墙，美轮美奂，庶可以壮观瞻肃仪度，而神悦人欣。”“白金”者，白银也；“贰佰有奇”者，二百多两也。大营只重修了山陕会馆的拜殿和月台，就用去白银二百多两。万寿寺重建二十间殿宇及月台，没有千两白银，恐难竣工。而当时宝丰一县每年上解河南省布政史司的丁地税银为“八千九百三十七两”，也就是说为整修万寿寺，“阖邑酒馆”等公捐出的白银几乎等于宝丰全县上解税银的八分之一。也正因为耗资巨大，才请了“邑绅杨岱”来作监工。杨岱是当时宝丰城南杨老庄杨家庄园的掌门人，杨家庄园挂过两次“千顷牌”，有田产32万亩。杨岱实力雄厚，热心公益，社会声望高，“阖邑酒馆”老板信得过。

由此项整修万寿寺工程，可见清代乾嘉时期，宝丰酒业的繁荣及执业者对公益事业的慷慨和关注。

3.近世宝丰乡贤是如何保护自然和人文生态的？

宝丰马街应河东岸的火神庙，北依马街书会天然会场，南濒应河渡口，是伏牛山东麓滍汝流域百镇千村众多火神庙之祖庙，据传始于后汉，历史甚为悠久，规模颇为宏大，占地十亩有余。夏历正月十三马街书会，由此而起，供各村镇火神社元宵节祭祀火神，众多民间艺人从四面八方赶来写说书、唱社戏，娱神娱人。

晚清同治年间，火神庙前有一株历劫而存的参天古杨。其树干粗壮，需三人连抱，树冠高耸入云，遮阴数亩，周围十数里范围内均可望见。笔者家所居之处东距火神庙足有五里之遥，但站在村头，仍可见古杨之冠耸然特出，蓊蓊郁郁。此树因此成为方圆知名地标。

马街书会现存《马街火神庙留养杨树碑记》一方。其文曰：“马渡镇东火神祠前有古杨一株，大可连抱，耸然特出。斯树也，既可以壮庙貌之观瞻，尤足以便万人之流息。同治二年，寨局以筑寨之资不给，凡树木之属于庙中者悉货之，以充寨资，老树与焉。镇中董恭，目睹心伤，因与诸君子约，各出己资如树价，以还买主，留养此树。夫而后可以以之壮观瞻，以便流息也。是为记。邑候选训导司士选撰文，邑蔬圃居士李景华题额，邑松轩居士魏天赐书丹。大清同治八年十月谷旦。”

清朝晚期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年间，外有列强入侵，内南有太平天军、北有捻军的纵横驰骋，清廷内外交困。为动员地方士绅抵御内乱，朝廷命令各地办团练，筑堡寨，自卫自守。

同治元年（1862）、二年（1863）是伏牛山东麓地区筑寨的高潮期，今天比较有名的郏县临沣寨就是这个时期筑就的。据清同治《郏县志》记载，单郏县一县与临沣寨前后筑起的寨堡就有五十多座。同治二年（1863）马街设局筑寨，也是基于这个大背景。

筑寨是朝廷的诏令，但所需资财却要由地方想办法自筹，所以有“寨局以筑寨之资不给，凡树木之属于庙中者悉货之，以充寨资，老树与焉”之事。把庙前之古杨货卖于人，以充寨资，古杨就要被买主砍掉。如此一来，将会造成火神庙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破坏，这深深刺痛了镇中对古杨有着深厚感情的以董恭为代表的诸君子的心。于是，他们相约计议，决定“各出己资如树价，给买主”，以保古杨的安然留存，从而维持火神庙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完满延续。

为什么同治二年办的事情到同治八年才立碑记载？这是因为到同治八年，朝廷才取得剿灭捻军的胜利，筑寨的工程也最终了结。

中华五千年农耕社会，望天收成，依地生存，培养起先民极强的生态保护意识，对古树名木的爱护是其重要表现之一。马街董恭诸君子不吝资财留养古杨的义举，值得我们尊敬和效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