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绿园故居“今有轩”，一进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李绿园画像。徐光亚 摄

“今有轩”内一景 徐光亚 摄

《歧路灯》乾隆年间抄本 资料图

“一部被朱自清称为“只逊《红楼梦》一筹，与《儒林外史》可以并驾齐驱”的奇书，在写成后的两百多年里暗沉深海。后经学术大家冯友兰、著名作家冯沅君兄妹校阅、标点，并力荐力推，这颗“泥土里的珍珠”最终得以重见天日，并享誉盛名。”

这本书就是鹰城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所著的长篇小说《歧路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长篇白话小说。

近日，笔者怀着崇敬的心情，探访了《歧路灯》的成书之处——湛河区曹镇乡宋寨村，重新审视这段埋没两百多年的文学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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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书传家成巨椽 教化后人醒世言

中原腹地，平顶山下，向南二十多里，就是李绿园故里。

这个背靠白龟湖、面对无垠沃野的村庄，名叫宋寨村，隶属平顶山市湛河区曹镇乡。1707年，李绿园就出生在这里。

李绿园原名李海观，字孔堂，号绿园，亦号碧圃老人，比吴敬梓小6岁，比曹雪芹大9岁，一生经历了康、雍、乾三朝，卒于1790年，享年84岁。

李绿园的作品《歧路灯》全书60余万字，讲述了地主家的独生子谭绍闻择师不当、为学不成，又受浮浪子弟引诱，逐步走上歧途，终至倾家荡产，后痛定思痛、浪子回头的故事。

李绿园的故居名叫“今有轩”，坐落在宋寨村中央。2007年，“今有轩”因年久失修而坍塌，后经湛河区政府拨款修葺一新，现属湛河区文保单位、平顶山市5273处国家文物局确定的不可移动文物之一。

走近院门，门楼正中的匾额上“李绿园故居”五个字赫然映入眼帘。进入庭院，迎面一座凉亭，微风掠过，亭边的翠竹、屋顶的八角飞檐，跃动着古老的音符。堂屋是故居里唯一的房舍，打开大门，巨幅的李绿园画像首先“跃出”，主人深邃的目光透露着他教化淑世的灵魂，也似乎在诉说着无尽的怅惘，蓦然间直击观者的心灵。屋内展柜里，静静躺着与主人有关的各种文献，记录了240多年前的历史变迁与辉煌衰落，展柜的一角，还有一本李氏族谱。

说李家“诗书传家”一点也不为过。康熙三十年，李绿园的祖父李玉琳，负母携子外出逃荒，辗转流落至宝丰滍阳。李玉琳是个秀才，长于春秋研究，著有《春秋文汇》。他学识渊博，为人谨慎，受当地同宗推崇。李玉琳在滍阳安顿后便到鱼陵山寺执教义学。 因为喜欢这里淳朴厚实的风土人情，遂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移居到鱼陵山东麓的宋家寨，也就是今天的曹镇乡宋寨村。靠着教书，李玉琳慢慢积攒起一份家业。到李绿园父亲李甲的时候，凭借着两代人的努力经营，作为移民的李家，在宋寨已经成为当地人仰慕和敬重的对象了。

李绿园13岁之前，一直跟从祖父读书于鱼陵山，接受启蒙教育。至今，鱼陵山上的关公庙内还有乾隆三年李绿园题写的碑记。30岁时，李绿园中了举人，但直至50岁才出仕当官。

李绿园有四子，长子事迹不详。二子李蘧（qú）是乾隆进士，历任吏部主事、都察院都察御史、工部给事中、江西督粮道等，他曾“置腴田四百亩，属从子经理，为祀先知”。三子李范，廪贡生。四子李葛，拔贡，工书法，曾任《四库全书》誊录官，灵宝县教谕。

孙辈中最有名的是李蘧之子李于潢，他是道光年间中州著名诗人，为人放达不羁，有《方雅堂诗集》传世，然而，其结局并不尽如人意。

李家“诗书传家”的家世和“以孝相传”的家风，对李绿园构思和写作《歧路灯》大有影响。李绿园写《歧路灯》，往小里讲，是为告诫自家儿孙；往大里说，是为天下世家子弟而作。书中除“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八字育子方针外，还有条从头讲到尾的劝诫：“戒酒戒赌”。这样的教育思想也体现在李绿园的另外一些作品《绿园文集》《绿园诗钞》《拾捃录》《李绿园家训》中。近日，《李绿园家训》被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录编，一部反映李家家规、家风、家训的电视专题片正在筹拍中。

李绿园为什么要毕其一生创作这样一部作品呢？笔者认为，《歧路灯》中谭绍闻的父亲谭忠弼道出了个中缘由：一个“怕” 字了得，担心后代无能继业。这正和《红楼梦》中宁荣二公所虑一样。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贾宝玉成了百年贵族之家的叛逆，谭绍闻则是奴化教育培养的败家公子。一个“怕”字，是封建末世地主阶级精神崩溃的绝妙象征。

然而，造化弄人，李绿园的三子李范因赌败家，其孙李于潢又因闹赌未至中年即家业凋零，后暴死于酒。连自家儿孙尚没有遵循他的“醒世之言”，更何况天下世家子弟？李绿园逝后有知，应觉始料不及。但依他的世事洞明，也应是意料之中。因为他在《歧路灯》中，明明白白地讲道：“哪一家子孙敢言与天地不朽？”又道：“他若常享丰晒太阳，那些谨守正道，甘淡薄、受辛苦的子孙，该常常挑担荷锄、嚼糠吃菜乎？天道无亲，必不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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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车海内宦游人 终至下笔如有神

对《歧路灯》的文学成就大加赞赏的，除了朱自清外，还有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他认为：“《歧路灯》记载一家之盛衰而波澜层叠，使人应接不暇，固有《红楼梦》之长。描写社会人情而能栩栩如活，声色毕肖，则兼有《儒林外史》之长。”

《歧路灯》之所以能获得这么高的评价，笔者认为，得益于李绿园“舟车海内”过程中的博闻广记和阅人无数。

50岁以后，李绿园出仕，开始了二十年“舟车海内”生活。《歧路灯》校注专家栾星曾道：“他在重庆至少住过将近一年时间。自川江以还，整个长江下游、大运河江北全程地，他都曾到过。入黔前，他在华中、华东、华北旅行的一条主要线路，即由重庆循江东下，穿湖北，掠湖南，过江西安徽，抵江苏镇江对岸，由瓜洲古渡折入运河，历苏北，经山东，抵天津，入北京。显然这是返程，至于入川行程，已没法知道了。”

也就是说，李绿园当官二十年，官职虽小，去的地儿却很多，他也自言“宦唯山水不曾贫”。这对小说家而言，不是坏事。小说中所涉及之地，李绿园大都亲自到过，并将自己的生活素材很好地融入作品中。

能够彰显李绿园丰富阅历的，还有《歧路灯》中那两百多个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让人咂摸无穷。

女性角色中，李绿园写得最成功的是巫翠姐，她是暴发户的女儿，自幼在打牌、看戏中长大。山陕庙演戏，“柏树下就是她久占下了，不论白日夜间，总来看的。那两边站的，都是她的丫头养娘”。

巫翠姐不管三从四德，“谭家是旧家，且是富户”，所以才给谭绍闻作填房。谭家穷了，她就顶撞丈夫、婆婆，一言不合就要求“分居”，让谭绍闻办自己“老女归宗”，以回娘家照料自己的私房钱，希望发大财。

泼辣、任性、大方、权变、聪明、要强、强烈的发财欲是这个富商女突出的性格特征，她是新兴商品经济文化哺育出的一位个性解放的女性，在这部市井春秋中也是一颗闪亮的明星。

书中男一号谭绍闻，突出的性格特征是“面软、心软”。堕落的过程中他不断良心发现，后悔、哭泣、自杀，但依旧不能断然拒绝匪类引诱，一再重蹈覆辙，把家业几乎败个精光。

谭绍闻的软弱，从根本上说是剥削阶级享乐腐化的本性使然，他反复堕落，不过为“财色”二字。

与《儒林外史》中的杜少卿、《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不同，谭绍闻是地主阶级退化堕落的败家子典型，他丧失了旧道德，又没有获得新思想。这个形象在当时社会中很具代表性和广泛性。

书中反角夏逢若，是市井无赖的典型，他的信仰是：“人生一世，不过快乐了便罢”。他“生得聪明，言词便捷，想头奇巧”，有一套“黏、缠”本领，令谭绍闻一误再误，终至倾家荡产，却不觉得他可恨。对谭绍闻而言，夏逢若是他的鸦片烟。

然而，作者并未把夏逢若脸谱化，写他偶有良心发现，母亲死了，大哭：“娘跟我把苦受尽了呀！”这一恸原是真的。他甚至觉得坑害了真诚待他的谭绍闻，心里不安。不过，他既已堕落到非坑害人不足为生，也只能一次次地坠入深渊了。在他身上，我们看到了地主膏粱子弟的堕落不能自拔。他与谭绍闻的“浪子回头”形象，有互补作用。

书中还有一大批生动逼真的人物形象，如艰苦创业的王春宇，傻公子盛希侨，薄命淑女孔慧娘，庸医姚杏庵，姜氏、杜氏、滑氏，戏主茅拔茹，赌棍张绳祖、王紫泥、虎镇邦，以及市井无赖白鸽嘴、细皮鲢、貂鼠皮等，这些人着墨不多，却各有性情，妍媸毕现，显示了作者卓越、细腻的文学才情与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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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在中原植沃土 一枝一叶总关情

《歧路灯》是一部具有多方面成就的作品，是河南古典小说的“扛鼎之作”。李绿园身上流淌着中原故土的血液，跳动着老家河南的脉搏。

李绿园中举时，居住在开封。《歧路灯》就是以开封为主要背景，书中所写街巷、官署、寺庙等坐落、方位乃至走向，都与开封实际相符。

李绿园中举后，候补了三十年知县，终于在乾隆三十七年，觅得贵州印江知县一职。在任期间，李绿园把大量的河南元素引入这个贫穷落后的边远小县。他从河南引进优质油桐四瓣桐，广泛号召百姓利用闲散土地种植四万余亩，很快改变了印江山区的贫困面貌。他还广泛号召种植棉花，把河南老家产棉区的种植能手招募到印江指导，县设“纺织所”，专门培训心灵手巧的纺织男女，要求“户有一机、人握一技”。

纺织业的高度发展，竟使印江本地产棉不够使用，李绿园便用桐油到四川、湖南换回棉纱，把所织的土白布运到川黔、东北各县变卖，换回所需物资，使印江经济由“刀耕火种”的农业经济，步入了“人握一技”的手工业经济。

李绿园对河南怀有深厚的感情。故土难离，叶落归根，乾隆三十九年（公元1774年），李绿园辞官回到宋寨，结束了他的官宦生涯。1775年，69岁的李绿园开始续写《歧路灯》。厚重的河南文化萦绕在他的思绪中，影响着他的写作，体现最深刻的莫过于用河南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

李绿园对河南方言的把握极好，大量地道的俗言俚语在他笔下熠熠生辉，尤其是在通过语言刻画人物形象方面，更显示出了李绿园的不凡功力——不论何类人物，他总能依据其身份、年貌和性格特点，对其言谈话语进行精心描摹，有时甚至连人物的乡音口语也尽力模拟，致使其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给人以呼之欲出之感。

语汇丰富多彩、乡土气息浓郁、较多地使用口语是《歧路灯》语言的主要特色，一部洋洋洒洒60余万字的《歧路灯》，反映了十八世纪河南话的实际面貌。

现在的河南人，读着两百年前河南人所说的河南话，自然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这种亲切感主要来自于对自己所熟识的河南方言的认同。的确，从《歧路灯》我们知道，现在河南话里的不少词语两个世纪以前就这么说、这么用，而且意义基本未变。例如：

公式（tǐng） ，意为身体倒在地上或其他物体上，躺。“只见公子在一张华栎木罗汉床上公式着，似睡不睡光景。”

董，意为搞，闹腾，多含贬义。“这事多亏我到，若叫你们胡董起来，才弄的不成事哩。”

捞，意为牵，拉。“这宋禄小厮儿们，更要上会，早把车捞在胡同口等候。”

引，意为带，领。“春暖花开，我好引着孩子们园里做活。”

搐（chū） ，意为扎束，系。“小的是错搐了别人的带子。”

膺，意为充当某一类角色，做某种身份的人。“他在我手里膺了好几年秀才，后来拔贡出去了。”

类似的还有很多。另外，熟语如：“解心焦” （解闷） 、“热剩饭” （重复别人的话或照搬别人的做法） 、“小敲打”（等于说小打小闹） 、“啥牌名儿”（啥名堂，啥名目） 、“喝晚汤” （即吃晚饭） 、“干研墨儿” （光口头上承诺或说好听话，并不见实际行动，多用于拿钱物施惠的场合）、“刚帮硬证” （铁一般无可辩驳的证据） 、“石板上钉钉”（比喻一定而不可更改，不能变动）等等，如今都还活在老百姓的口语中。

百年一瞬，逝者如斯。李绿园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已经远去，但他带给我们的珍贵文化遗产会永远熠熠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