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二百多年间，派来鲁山任知县的官员几近百位，其中三人最受鲁山县民众爱戴。他们分别是康熙时的鲁山知县傅燮（xiè）诇（xiòng）、乾嘉之际的董作栋、道光年间的郑子砚。

1 康熙时期，拨乱反正的知县傅燮诇

康熙十四年（1675），清廷吏部派傅燮诇（1643-1706）来鲁山任知县。论功名，傅燮诇既不是进士也不是举人，只是个监生，且是个荫监生，即在其高官父亲庇荫下获得的监生名义。傅燮诇出身于灵寿一个跨越明清两代、持续数百年的簪缨（指高官显宦）之家。明朝永乐初年，其祖上护送朱棣迁都北京有功，携家由南京上元县（今南京市）定居灵寿县北关村。灵寿县在明清时代属真定府。真定府则直隶于京师，是北京的外围重镇，清雍正元年（1723）改名正定（今属河北）。至明末清初，傅家在灵寿已历十世，枝叶繁茂，兴旺发达。

傅燮诇的祖父傅永淳（1586-1667），明天启壬戌（1622）科进士，官至吏部尚书。傅燮诇的父亲傅维鳞（1608-1667），系傅永淳长子，崇祯十五年（1642年）中举，顺治三年（1646年）开进士科，考中进士第五十六名。顺治十年（1653），傅维鳞出任按察副使东昌路兵备道，驻守临清（今山东临清市），任职二年“治行为全国第一”，士民立碑颂其功德，顺治十八年（1661）迁工部尚书。傅燮诇为傅维鳞次子。

傅燮诇，体貌魁梧，性行直爽，博览群书，才情广逸，诗词敏瞻，以父得荫胄监官生，充镶红、正蓝两旗练习。期满，授河南鲁山县知县，康熙十五年（1676）到任，撰联“一命恭承新雨露，十传喜继旧家风”，表达要继承父祖任职地方时的优良传统，力争在鲁山干出一番成绩。

鲁山县处于中原腹地伏牛山东麓，战略地位重要，历来为兵家所必争，是明朝末年社会动荡的重灾区。傅燮诇来任知县时，清朝虽已入关三十余年，但鲁山的境况并不乐观，民户萧条，田土荒芜。朝廷所令闽地海民、降兵到鲁山垦田，也多不入轨道，时萌动荡苗头。

傅燮诇在《鲁阳纪事》的开篇写到：“予以康熙丙辰莅鲁山，任鲁邑。”叙当时的县情谓：“当明末流寇之所蹂躏，地多荒芜，城中居民不满二百家，（全县）在籍人丁不及四千户。明时赋税五万有奇，本朝仅三千余两。”“朝廷安插闽海来归者，驻邑南山下，绵亘三十余里，无土著者，故多奸宄（guǐ）潜藏。”其在《初至鲁阳述所见》一诗中，更形象地描写了社会动荡给鲁山造成的民生凋敝、人口流失、田园荒芜的惨状：“鲁阳城外三十里，望之黄草连天起。北山重叠接南山，滍河瀼河溢流水。参差远树隐孤村，茅屋倾颓但遗址。鹄面寥寥三五人，褴褛衣衫不蔽体。”清朝入主中原之后，境况虽有所改善，但尚未根本改观：“皇家定鼎三年后，此地方能靖封侯。自古人情恋故乡，逃者往往归田鄙。流离艰苦倍尝恨，半是土著半迁徙。生计于今虽渐蕃，较之往昔还无希。昨年遭水更供兵，籽粒无收难救馁。哀哀四境尽残垣，唯希长吏垂慈耳。”

面对如此情势，傅燮诇深感肩上的担子不轻：“闻言使我心恻然，牧民之责方伊始。概括斯言书坐隅，触目惊心何可已。”所幸鲁山是唐代名垂青史的良吏元德秀施民善政的地方，“仪型幸有元紫芝，莫负皇仁与赤子”。傅燮诇决心以元德秀为榜样，同时继承父祖的良好传统，以救民于水火，不辜负朝廷的重托和百姓的希冀。

傅燮诇亲率吏员，招抚流民，贷给牛马耕种，鼓励开垦荒田，恢复农业生产。《鲁阳纪事》称：“见野多旷土，遂招徕流移，假以牛种。来者接踵，成百家之村百五十区，予为定其乡名，分为三里：邑之西南为新安，东南为鸿泽，东北为鸿集。缓其升科，寸土皆垦。”他发现鲁山山民在生产黑木耳上很有一套成功技术。黑木耳生产既能富民，又能顶替粮食完纳赋税，特作《木耳歌》予以鼓励：“引曰：鲁民虽不逐末，然所藉以完赋者，不专在田，兼侍木耳。伐木在山，总谓之‘茬’，一岁曰试，再岁曰横，三岁曰罢。夏月雨后采拾，商贾辐辏，居之以射利。夫耳菌类，必湿热始生之。今年五月，霖雨数日，人往往曰：‘耳成可期’。爰为是歌：前年斫茬在山麓，昨年斫茬在深谷。隔岁罢茬茬已老，去岁横茬茬正好。连朝霖雨润荐湿，茬头生耳不胜拾。有耳完赋诚从容，更愿多雨无伤农。”

经济恢复了，秩序稳定了。傅燮诇修学宫、立义学，为百姓办实事办好事。百姓既安居又乐业，且有了文化素养上的提升和道德层次上的追求。鲁山县经济繁荣，社会和谐，面貌一新，傅燮诇在《鲁阳四咏》中予以描绘：“鲁阳春咏：四面高峰列障，数间茅屋成庄。到处深林鸟语，行来夹路花香。鲁阳夏咏：篱外鹿眠芳草，围中莺啄含桃。晓起推窗一望，麦畦千顷翻涛。鲁阳秋咏：平野霜林烂漫，抱城溪水涟漪。窗外梅开独早，天边雁到偏迟。鲁阳冬咏：荒草风寒宜猎，枯林雪霁堪樵。更爱园头紫竹，迎风带雪萧萧。”一幅自然生态优美、社会秩序清平、百姓生活悠闲的景象，与《初至鲁阳述所见》相较，可谓天壤之别。但傅燮诇始终不忘初心，时时到元紫芝琴台凭吊，以鞭策自己。他到琴台种树，写下“唐世名廉余音远，遗台高峙碧嶙峋。当年逸致还堪想，此日徽音尚在民。”还在《琴台怀古》一诗中写道：“层台百尺倚城边，仙令风流历岁年。春望柳翻千树浪，朝看云织万家烟。琴声已逐前朝歇，德泽还从故老传。惭愧于今千载下，可能无负鲁阳天。”

傅燮诇任鲁山知县八年后的康熙二十二年（1683），获考绩优等，授文林郎河南鲁山县知县，妻梁氏封孺人，这已是具有正式进士身份的政治待遇了。接着，朝廷提拔傅燮诇出任四川邛州（今四川西昌）知州。傅燮诇告别鲁山之际，鲁山县闽兵屯官朱冲、陈荣等，乡绅粟民良、阎有伦等同立“文林郎升奉直大夫知四川邛州事傅公去思碑”，作为永久纪念。傅燮诇晚年专心著述，辑成《词觏初编》二十二卷，其中《琴台遗响》是其在任职鲁山知县期间的词作，《鲁阳逸闻补遗》是任职鲁山知县期间所搜集的鲁山历史文化资料。

历代盛世都离不开地方官吏的尽职尽责，“康乾盛世”自然也不例外，傅燮诇算是为“康乾盛世”的政治兴盛和文化繁荣尽了一分自己的力量。

2 乾嘉之际，建章立制的知县董作栋

清朝乾嘉时期的鲁山知县董作栋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好官，他善于通过建章立制来规范社会秩序，从而把一个繁难大县治理得井井有条，在鲁山历史上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董作栋，字工求，号书巢，浙江余杭人，生于乾隆三年（1738）十月，卒于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董作栋出身耕读世家，自幼向学，其童年是在苦读中度过的，终于“甲午（乾隆三十九年，1774）举于乡，戊戌（乾隆四十三年，1778）成进士”，选授直隶庆云县知县。不幸的是，董作栋又遭丧母之痛，在家居丧，未能赴任。乾隆五十七年（1792）六月，进士出身、文林郎董作栋守孝期满，被吏部派到鲁山任知县，在鲁山六个年头，嘉庆三年（1798）卸任。

乾嘉之际是清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期，社会矛盾丛生，鲁山又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大县，董作栋上任伊始，以深入民间把握社情民意为要务，从事关国计民生之处切入，抓住突出问题建章立制，化解矛盾，消除不安定因素。

赋税钱粮的征收是维持政权运转的物质基础，同时也事关百姓生计，是官民双方关注的焦点。鲁山旧分十里，户籍隶属混乱，既有居于此而隶于彼者，也有居于彼而须纳粮于此者，每年夏秋两季赋税钱粮征收的工作量很大，不得不在每里设置几十名单头负责催征。不能完成征缴任务的，要求单头赔垫，这既增加了百姓负担，又加剧了社会矛盾。董作栋到任后，各里单头纷纷求脱不干。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董作栋决定废除单头代催制度，施行顺庄法。乾隆五十八年（1793）三月，董作栋亲赴各乡，安排手下挨户清查登记造册，重新划分区段，更定里名，明确先后顺序。开征钱粮时，只需粮差顺路挨户滚催即可。若有民户迁移，则责成保甲查明，据实开除添补。这种“顺庄法”的实施，减少了办理环节，官民两便，行政效率显著提高。

鲁山县山区面积大，“七山二水一分田”，水自西向东一线而出，水及其支流两岸的田地为百姓衣食所系。董作栋经过实地踏勘，把兴修水利作为治理鲁山的头等大事来抓。他任鲁山知县六年，在滍水及其大小支流两岸开凿灌溉渠道30多条，总长度60余里，可灌溉田地数万亩。

为了使有限的水利资源发挥最大效益，董作栋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以点带面为其中灌溉面积最大的丰润渠制定了使用管理规则，即《丰润渠规五条》：“一、照理渠堰，买渠人按十股轮流经管。每股经管一年，周而复始。经管人每年在十股渠分内支稻谷十二石。二、添换佃地人户，宜由渠长与管事之人同地主妥议添换，不许佃户私自顶替。三、田中使水，每年另雇放水二人，从上流挨下开放，周而复始。无论地主佃户，均不许私开水口放水。即放水人亦宜秉公均放，不得徇情放水。人工饭食应在佃地家，照所佃地亩均摊。 四、每年修补渠堰，务必于正月十五日以前修补完缮，开闸放水至稻熟，田中不需水时阖闸。五、水田或与他家旱地为邻，或当道路之冲，各宜修理田畔。倘田水泛滥致有浸坏，皆各由照理不慎。水从谁人地出，则唯谁佃户是问。”刻石立碑。设置了渠长、管事人、放水人等职务，明确了管理责任、管理费用的负担和使用规则、维护清淤等，事事有章可循，非常精细严谨。

鲁山地处宛洛捷径之上，往来商旅多宿西关客店。向来县衙公事所用驮骡多向住宿过客雇取，雇得到时往往误人行程，雇不到时又误己公事，很不方便。董作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乾隆六十年（1795）闰二月，召集西关11家客店主人商讨妥善办法，议定由县衙给每家客店买一匹骡子并置备驮鞍资金白银15两，由客店长期喂养，如有疲毙，自行补换。县中公事需用时，挨户轮流差遣，日给草料豆工食银3钱，相当于雇取客骡的价钱。县中不用时，客店可自行支配雇于往来商旅盈利。这个办法照顾到了客店、县衙公事、商旅行程三方面的利益，人皆称善。

鲁山东北乡一带盛产煤炭，因下窑采煤多有生命危险，本地人不愿为之，窑户工头不得不千方百计招诱外地人来此下窑挖煤。一些地痞无赖见机，就专门诱骗贫困无助良民卖于窑户工头取利。这些受骗者一旦被骗下窑，被叫作“死拨子”，永无出来之日。窑户工头在窑下设置“拨房”，对受骗者严加看管，受骗者从此失去人身自由。因此，时常有被骗者家人到县衙省府击鼓告状，使鲁山的名声受到损害。为此，嘉庆元年（1796）董作栋亲至东北乡各煤窑视察，解救出外地受骗者300多人，并根据其返乡路程的远近给足盘缠，令其安全返乡。严令各窑户工头取消“拨房”，不许强拉诓买，所需窑工应公平雇用。各窑户发誓具结，永远遵行，若有复蹈前辙者，即绳之以重法，永远不许开采窑煤。

董作栋做了两任鲁山知县，曾充甲寅（乾隆五十九年，1794）恩科河南乡试同考官，后因病离职。因病去职后的董作栋回乡定居，虽年过花甲，但仍热心公益事业，受到里人敬重。嘉庆十五年（1810），董作栋与世长辞，享年七十三岁。

3 道光年间，实心为民的知县郑銮

清末，鲁山元紫芝琴台有“元郑二公祠”。“元”自然指该琴台的创始人、唐代著名廉吏、开元二十三年（735）任鲁山县令的元德秀（字紫芝，被人敬称“元鲁山”）。那“郑”又指谁呢？由《咸丰六年岁次丙辰邑侯郑公祠碑记》知，所谓“郑公”者，乃清道光十三年（1833）至十八年（1838）任鲁山知县之郑銮（字子砚）。

郑銮，江苏兴化人，生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嘉庆十二年（1807）考中举人，嘉庆二十二年（1817）分发广东，先后任吴川、仁化二县知县，后以母老改署河南柘城、宜阳等县。由所撰《跋郑燮临兰亭叙》称“板桥世大父”看，“大父”者即祖父也，可知郑板桥是他的祖父，他是郑板桥的孙子。考郑板桥二子均早卒，以堂弟郑墨之子鄣田嗣。郑銮为板桥嗣子鄣田之子。

郑銮，道光十三年（1833）春从宜阳调任鲁山知县，在鲁山五年，善政极多，被绅民誉为“今日元鲁山”。《咸丰六年岁次丙辰邑侯郑公祠碑记》云：“（郑銮）在官五载，内外肃然，而官民相得宛如一家。”“去鲁之日，士绅祖帐、农工商贾及乞丐壶浆杯酒，遮道祖饯。时天雨初晴，妇孺牵衣，泥水中号泣走送。侯亦悲不自胜；挥泪下车，一一慰劳良久，始扶老挈幼而去。侯去，鲁诗云‘三千里筵传酒盏，万千人泪湿衣襟’，盖实录也。”鲁人为其立《郑公德政碑》《郑公去思碑》。

考其为民办实事好事的善政，主要有以下几端：其一、筹资修筑段店岭上崎岖不平的山路十数里，使北乡梁洼一带乡民来往县城更加便利，百姓对此交口称赞，遂将这条路取名“郑公路”。其二、捐俸修建县学考试院，并增加全县书院学生膏火之资，还为赴省参加举人考试的秀才筹措考费，以振兴鲁山学风。其三、最为普惠的是在鲁山全县设立二十七处留养局，专门收容社会上无依无靠的老弱病残者，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死有所葬。

道光十五年（1835），许坊举人许梦兰所撰的《梁洼创建留养局碑记》对此有记载：“癸巳春，邑侯郑子砚夫子，以维扬望族来令此邦。其廉明严正，一以其家板桥先生令潍县之治为宗，而尤以慈惠为心……以四方残丐余生颠连道路为忧，爰命诸方各设留养一局，俾疾则养之疗之，死则埋之。”可见郑銮完全是遵奉着乃祖郑板桥的为官理念和做官风格行事的。郑銮卸任归里以后，还与鲁山绅民保持着密切联系。鲁山绅民甚至盼望着有朝一日郑銮能重来鲁山事知县。日日思夜夜盼，盼来的却是咸丰四年（1854）郑銮嗣子寄来的郑公去世的《讣告》，于是便将元公紫芝祠旁的三楹讲堂辟为郑公祠，以纪念之。

郑銮在鲁山知县任上不仅为官清廉方正，而且纂修了《道光鲁山县志》，惜此志今仅存卷三、卷七两卷，藏于上海图书馆。卷三《纪事、沿革表》；卷七《土地志》，下领山川、水利、古迹、官廨（xiè，指官吏办公的地方）、里甲、风俗、物产、桥梁、茔墓、留养局十个小目。观此两卷，不仅内容翔实，而且记述有法。

《纪事、沿革表》仿宋景定《建康志》、咸淳《毗陵志》，合纪事、沿革为一表。旧志大事仅自明初起，且多遗漏，兹编补而正之。“纪事”征诸正史；“沿革”之地理、封藩、五行等本朝大事除据旧志外，其余必凭档案表分时代、纪事、统隶、郡、县五栏，自夏帝孔甲七年始至清朝止，文辞简明，条目清晰。

《土地志》中，“山川”目山山相连，很有系统，每山一条，本于《水经注》，加以实地考察。每条出处均予标明，或出自旧志，或出于新采。若有错误，则加按语进行考辨，十分周详。“水利”目共记水渠五十九条，均注其自某处引某水灌田若干；“风俗”目以文风、民藏、富室、僧道四细目记述。“物产”目最为赡富，亦最具价值，多有以前旧志不载之品种，计有稻、石炭、山茧、楮皮纸、药草、木耳、春鹅、秋鹅、雉、果子狸、白花蛇、水晶、文石、紫石、石髓、松烟、漆、兰、竹、映山红、茉莉、榆叶梅、瑶草等，共二十三种，每种一条详述之。如“山茧”条：“山茧成于山蚕，山蚕者仇犹也，食栎叶，即橡树也。其先正月上甲卜蚕，二月上壬居蚕，或竹筐戾蚕，或火炉烘蚕，咸如经法。唯古之浴蚕也腊八浸子，稍浸即出，此则否，折栎干扫蚁蠕盈升，扦水三日，寒光薄而蚁健，由是移之树，由是饲之叶，以眠，以醒，以丝，以茧，举于栎收功而人不与焉。《蚕经》未之著，《要术》不及编，故备言之。”叙其操作之法，如此具体细致，实为非常珍贵的柞蚕生产资料。此“物产”目，不仅在《鲁山县志》中特为突出，即在整个河南方志中亦属罕见。就此而论，郑銮《道光鲁山县志》虽为残本，但残中藏宝，犹为善本也。

道光十九年（1839），年介花甲的郑銮从鲁山卸任，荣归故里兴化。归里后的郑銮购下兴化城南升仙荡先祖郑板桥“聊借一枝栖”之“拥绿园”近旁的“浮沤山馆”废址一区，将二者合建成一座简单朴雅的园林，更号“筱园”。筱园仅以花草点缀，有芍田、梅岭之设。设梅岭者，因其曾任知县之广东仁化在梅岭下也。梅岭有“草亭翼然其上”，可供“过者犹思当年名胜”。

在筱园里，郑銮过着临书作画、整理旧著、莳花种竹、不问外事的生活。他的书法作品儒雅婉媚，在当时已为世人争相宝藏。其在画界更与著名画家黄子仲、金子石并称“兴化三才子”。在整理旧著上，郑銮把在广东任职期间的诗文编成《岭海集》，在商丘柘城的编成《梁园集》，在汝州鲁山的编成《鲁山集》。这些著作感情充沛，文笔流畅，据实书写，深情讴歌了当地的风土民情，丰富了当地的文化积淀。

咸丰三年（1853）郑銮病逝，享年七十二岁。鲁山绅民在咸丰四年（1854）于琴台书院为其立郑公祠，还于咸丰九年（1859）将其牌位供入鲁山名宦祠，四时祭祀。

清朝这三位鲁山知县之所以受民爱戴，其共同之处在于：一是文化素养高，施政能力强；二是勤政爱民办实事，富于行政智慧；三是为鲁山县文化软实力的积累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